众所周知，吸毒人员一直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而长期吸食新型毒品又会对人体大脑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进而引发精神疾病。当这两者同时存在的时候，社工工作的难度急剧加大。

阿雷，2002年开始吸毒，一开始吸食海洛因，2005年检测出艾滋病，后转为吸食冰毒。最后一次是2018年6月10日被强制隔离戒毒，2020年6月5日出所。入所前就出现过幻想的症状，在所内也有服用过精神控制药物的记录。在阿雷出所后，社工特别关注，不断上门解决低保问题、促膝谈心、进行心理测试、持续完成检测等等，稳定对象的情绪，强化对象的戒毒意识。他出所后也有较长一段时间的稳定期。

但是从21年开始，阿雷的行为出现了问题，说话眼睛不看人，嘴里一直在碎碎念。社工立刻找到他的家人建议尽快去精卫中心接受治疗，同时向街镇、公安上报。可是，他的家人并没有这么做。不久之后，他在半夜到家附近的便利店拿了香烟就走，未付钱，店员追出后，对象称自己携带刀具，威胁店员不要追赶，后被抓获。当时他还声称有人要害他和家人，一直上访称彭浦派出所为地下处置人贩的场所，同时还尾随他人的行为。由于金额不大，拘留几天也就放了。社工已经意识到阿雷此时的精神状态已经严重出现问题，不能放任。于是先后两次与公安机关一同带他到精卫中心对其进行精神鉴定，诊断其为使用多种药物和其他精神活性物质引起的其他精神和行为障碍。当时医生给阿雷配了治疗药物，社工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监督对象按时服药。社工知道阿雷因为服用精神药物会引起他的胃不舒服而排斥服药。因此，社工也经常上门，除了稳定阿雷的情绪外还会不时查看配药记录。在此情况下，他的精神状态逐渐趋于稳定，并且还短暂地就业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他的父亲因病去世，对象又一次没有了监管（母亲有老年痴呆），家庭支持系统就完全缺失了。

阿雷年轻力壮、行动自由，若失去监管不能按时足量服药，一旦发病还有可能出现暴力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社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且也认为单靠社工的监督势单力薄，立刻向街镇汇报。在此之前，社工已向各方面都进行了咨询，以阿雷目前的情况，强戒所、精卫中心、传染病医院、养老院等均无法收治。镇平安办非常重视，连同家属、社工、民警、居委、志愿者、民政、医疗等召开会议，协商日常管理，包括治疗费用、生活费用等。最重要的是确定了社工每两周进行走访，每月由居委定期派人帮忙配药，由其姑妈牵头督促阿雷服药的管控方案，尽最大力量运用社会综合力量对其监管。阿雷也在大家共同的的监督下重新开始服药，病情有所控制。但社工也知道他目前的好转不一定能持续多久，需要时时关注，时时提醒，运用他周围的社会支持系统维持他的平稳状态。

社工一直认为社会支持系统也是分层次的，当最贴近的家庭支持缺失后，需要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跟进替补。阿雷确实有他的特殊性，但是缺失家庭系统在吸毒人员群体中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社工除了是心理疏导剂外，还是纽带，将所有的支持系统中的资源用适合的方式串联起来，来满足吸毒对象不同时间段的需求，而不是社工自己一味地单干。

宝山工作站  朱玥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