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晓宇是在一个周二的上午。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双手插在口袋里，头微微低着，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浅影。作为我入职禁毒社工后接待的第一位九零后服务对象，他身上的沉默像一层薄冰，透着生人勿近的疏离。那时我刚结束岗前培训，满脑子都是教科书里的理论，心里揣着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儿，却在这一刻真切尝到了理论与现实间的落差。
那天是例行唾检，我按流程递过检测板，特意放柔了声音：“麻烦你了。”他没抬头，接试纸时指尖轻轻碰了下我的手，快得像错觉。随后他转身走向窗边，背对着我完成了采样。等他把试纸递回来，我刚想问问他最近的睡眠情况，他已经拉开椅子，吐出那句后来成了他标志性告别语的话：“好了吗？那我走了。”
之后的一段日子，我们的会面几乎都循着同样的轨迹。他总是准时出现，默默完成检测，安静等待结果，最后用那句“好了吗？那我走了”收尾。我试着找过各种话题——从阴晴不定的天气到日常的工作状况，从一日三餐的饮食到藏在心底的兴趣爱好。可他的回应不是简短的“嗯”，就是干脆的沉默，眼神总飘向窗外，像在眺望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
我和之前接触过晓宇的同事提起他，大家都叹着气说：“晓宇啊，他心里的门跟焊死了似的，根本没法跟他聊透。”但在日复一日的相处里，我总能捕捉到他眼底偶尔闪过的松动——比如我递给他一杯热茶时，或是轻声提醒“下雨天记得带伞”时，那转瞬即逝的柔和，让我笃定冰层之下必有暖流涌动。于是我坚持着，不管他回应多冷淡，始终笑着打招呼；检测时多问一句“最近工作累不累”，结束时补一句“路上小心”。
转变发生在一个春雨绵绵的早晨。那天他来的时候淋了雨，湿发贴在额前，肩头洇开的深色水渍，像无声的印记，泄露出他在雨里走了不短的路。我赶紧递过纸巾，他接过时顿了顿，低声说了句“谢谢”。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表达谢意，意外的温暖涌上心头，我趁机多问了句：“下雨天不好打车吧？你是坐公交来的？”他捏着纸巾的手顿了顿，过了几秒才应声：“嗯，没想到雨下这么大，公交站台离这儿还挺远。”
这是他第一次接我的话。短短一句话，却像冰面上裂开的第一道缝隙。从那以后，他愿意跟我说的话渐渐多了起来。我知道了他在商场做巡逻保安，每天穿着黑色制服在各个楼层来回走动；知道了他值夜班饿了，会去金街的便利店买个热包子；甚至知道了商场里哪家餐馆最干净，哪家后厨每天都消毒，哪家的食材是当天新鲜采购的。
有一次检测结束，他起身拿桌上的手机准备离开，屏幕恰好亮了。我瞥见屏保是个笑起来有梨涡的姑娘，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屏幕上，把那笑容映得格外暖。我没忍住轻声问：“这是你女朋友吗？”他手指微微一顿，耳根泛起淡淡的红，难得露出不好意思的模样，腼腆地应着：“嗯，快准备结婚了。”
那天他破天荒地没急着走，站在窗边跟我聊了半个多小时。他说自己从小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父母在他记事起就离了婚。母亲嗜赌成性，欠了一屁股债后远走他乡，好几年没了音讯；父亲为了生计奔波，对他只剩逢年过节时一句潦草的问候。“那时候觉得没人管我，就……”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懂，他指的是那段因药物滥用而迷失的日子。
“后来外公外婆老了，身体越来越差，我总不能一直浑下去。”他望着窗外，语气很平静，“跟朋友一起找了商场保安的活儿，三班倒虽然累，但能攒下钱，倒也没空想别的了。”
他说这话时，阳光透过玻璃落在他身上，勾勒出的侧脸线条硬朗又温和。我忽然懂了，他的沉默从不是冷漠，而是把所有委屈和挣扎都悄悄埋在了心底。那些无人依靠的日子，那些独自扛下的艰难，让他习惯了不倾诉、不示弱，硬生生把自己打磨成了一块礁石——坚硬，却藏着不为人知的伤痕。
再后来，我在朋友圈刷到了他婚礼的视频。画面里的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胸前别着新郎襟花，正牵着新娘的手走向礼台。他笑得眼角都皱了起来，露出整齐的牙齿，看向身边人的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温柔与幸福。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挽着他的胳膊，两人对视的瞬间，空气里仿佛都飘着甜意。
视频里的他，和初见时那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判若两人。给宾客敬酒时，他声音洪亮，笑容坦荡，举手投足间都是稳稳的底气。我反复看着这段视频，看他在镜头前笨拙地给新娘献花，看他在亲友的起哄中轻轻吻上新娘的额头，眼眶忽然就热了。
原来那些在黑暗里独自咬牙的时刻，那些被世界冷落的瞬间，真的能化作支撑一个人昂首站在阳光下的力量。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从泥泞里一步步走了出来，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想要珍惜的伴侣，把日子过成了自己向往的模样。
再次见面时，他明显开朗了许多。会主动跟我说商场最近在搞促销，哪些品牌折扣力度大，还笑着邀我：“你要是有空就过来逛逛，我帮你留意着有没有适合的东西。”结束时，他不再说那句标志性的“那我走了”，而是挥着手道：“下次见。”
我望着他融入人群的背影，终于明白，有些坚持从不是白费力气。就像春天总会到来，冬日留下的坚冰终会消融；那些藏在日常问候里的暖意，终会让曾经紧闭的心门慢慢敞开，透出那片晒得正暖的阳光来。
青浦工作站金泽社工点 杨静燕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