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安妮特·西蒙斯的《故事思维》，我常在字里行间看见禁毒社会工作的影子。西蒙斯说：“故事不是用来娱乐的，而是用来连接、说服、启发的工具。”这句话戳中了禁毒工作的核心困境——成瘾者往往被“瘾君子”的标签钉在负面叙事里，对所有“讲道理”的干预竖起高墙。而湖南萱萱用画笔挣脱阴霾、内蒙古戒毒人员以书法重寻定力、崇明用土布制作手工艺品凝聚戒毒力量的实践，恰恰证明了故事思维的力量：它像一束光，能穿透成瘾者内心的黑暗，让戒毒从“被动承受”，变成“主动书写人生新故事”的过程。
“接案阶段”是禁毒社会工作的起点，核心是与服务对象建立初步联系与专业信任关系，是打破心理隔阂的关键，要引导“故事诉说”，打破情绪封闭。而故事思维正是拆除心理防线的“温柔利器”。西蒙斯在书中反复强调：“信任不是靠权威建立的，而是靠‘共享故事’建立的。”成瘾者内心往往充满压抑与恐惧，他们既害怕被他人歧视，也不愿直面自己的过去，导致情绪长期封闭。故事思维的第一步，便是通过“安全的表达载体”，引导成瘾者“说出”或“画出”自己的故事。
“预估与计划制定阶段”是深入了解问题的关键环节，故事思维则成为精准介入的“导航仪”。西蒙斯认为：“每个故事背后，都藏着未被满足的需求和未被发现的力量。”禁毒工作切忌“一刀切”，而成瘾者的故事，正是解读他们困境的“密码”。在这个阶段，社工不能只是简单的收集“事实”，而是倾听成瘾者如何讲述其故事。注意故事的语言、情节重点、被省略或模糊的部分、以及其中的情感基调。例如，成瘾者是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英雄还是无助者？这反映了其内在的信念和力量。
“执行阶段”是将计划落地的核心环节。故事思维则是激活内生动力的“引擎”。西蒙斯说：“人们不会被别人说服，只会被自己的故事说服。”戒毒的本质，是让成瘾者从“要我戒”变成“我要戒”，而“创造自己的正向故事”，正是这份动力的源头。崇明的“幸福在指尖”项目，把这份动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土布作为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故事和集体记忆。当戒毒者学习这种艺术形式时，他们不仅是在掌握一门技艺，更是在连接一个更大的社群故事。西蒙斯强调：“当我们成为更大故事的一部分时，我们的个人故事也会变得更有意义。”通过手工制作，成瘾者重新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价值，他们的个人康复故事与文化的传承故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双重救赎。这种通过集体叙事实现的巩固，远比单纯的监督和管控更有效。
“评估与结案阶段”：协助成瘾者巩固改变成果，并做好后续跟进。故事思维是巩固戒毒成果的“纽带”。西蒙斯强调：“故事不是一次性的，它需要不断续写，才能持续产生力量。”戒毒不是“出所就结束”，而是“重建生活的开始”，社工的跟进，就是帮成瘾者“续写”正向故事，防止他们退回旧叙事。内蒙古的书法小组，出所后自发建了“墨香群”，有人找到工作后，在群里晒出自己写的“感恩”二字；湖南大学生萱萱从”失足的天之骄子”转变为”用画笔记录重生的创作者”，作品《向阳花开，守护无毒青春》成为她自我救赎的戒毒宣言，她不仅成功戒毒，还主动加入“星城微光”志愿服务团队，成为一名禁毒志愿者，完成从”被帮助者”到”助人者”的身份跃迁。
读完《故事思维》，再回望湖南、内蒙古、崇明的禁毒实践，我深刻意识到：禁毒社会工作的核心，从来不是“改造”成瘾者，而是“唤醒”他们——唤醒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对生命叙事的主导权。安妮特·西蒙斯说，“故事能重塑现实”，而禁毒社工的使命，就是帮助成瘾者用画笔、用毛笔、用颜料，用针线用…等等，把“戒毒”这个沉重的话题，变成一个个充满希望的故事。这故事，是钥匙，打开了戒毒之门；更是火炬，照亮了他们重返社会的路。而禁毒社工的使命，就是做这故事的倾听者、陪伴者与见证者，用尊重、创造和希望，帮助每一个成瘾者都能重新拿起“人生的笔”，写出属于自己的“新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