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村委最西头探访小峰家那天，风卷着稻草屑打在未粉刷的砖墙上，簌簌作响。那幢在村里格外扎眼的“空壳子”房子，像个张着嘴的惊叹号——三层楼高的框架在低矮村居中鹤立鸡群，外墙裸露着青灰色水泥，阳台没有栏杆，锈迹斑斑的钢筋头直直戳在半空，楼梯扶手是光秃秃的水泥柱，地面裂缝里还嵌着没清理的碎石与枯草。
“借钱盖的，等着收租还债哩。”村委会干部用脚踢了踢墙角松动的水泥片。小峰母亲是个要强人，当初为争口气，非要盖全村最高的房子，说绝不能让小峰在人前矮半截。话音刚落，三楼传来高跟鞋叩击地面的声响，“噔、噔、噔”，在空旷楼道里格外清晰。她扶着墙慢慢走下来，蓬松的卷发衬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藕荷色连衣裙下摆轻轻晃动，可扶着楼梯的手暴着青筋，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她脊柱变形得厉害，掀起裙摆后摆，后腰处明显凸起的弧度像座被压弯的小山——当年为省工钱，她自己搬砖抬瓦，一袋水泥扛不动就拆成两半，如今走两步就喘，夜里躺下，骨头缝里像有虫子在啃咬。
客厅没有家具，黑乎乎的墙面上残留着烟熏痕迹，唯一的光来自没装玻璃的窗洞。说起小峰，她语气里裹着复杂的疼惜：“这孩子从小成绩好，奥数奖拿了一沓，考上大学那天，我请了半村人吃饭。”她从口袋里摸出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本子，翻开泛黄纸页，里面是小峰从小到大的奖状。“他一直是我的骄傲，谁知道在学校称老大，跟社会上的人混，还染上那东西……”说到这儿，她突然捂住嘴，肩膀剧烈抖动，阳光从窗洞照进来，在她颤抖的背影上投下斑驳光影，像一声没说出口的叹息。
接小峰出戒毒所那天，铁门开启时发出沉重声响，铁锈摩擦的锐音刺得人耳朵发疼。他走出来，穿着崭新的白T恤和牛仔裤，步子又快又稳。看见我们站在警戒线外，他先是一愣，眼睛骤然亮起来。“真没想到你们会来。”他快步走近，拥抱母亲时肩膀抖得厉害。当我说起“你妈妈为盖房子自己搬砖伤了脊柱，现在走楼梯都要扶墙”，这个刚才还笑着的青年，眼泪突然砸在母亲肩头，洇出一小片深色水渍。
签社区康复协议时，他握笔的手格外用力，“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几个字力透纸背，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印痕。我注意到他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干净，虎口处有块浅褐色疤痕。“那是他小时候帮我摘枣子，被树枝划的。”小峰母亲在旁解释，眼里泛着光。说起未来，小峰眼眶还挂着泪珠，眼里的光却比戒毒所上空的太阳还亮：“想先陪着我妈，”他挠挠头，耳尖泛红，“再找份正经工作——我在里面学了电工，应该能用上。”
回去的路上，他坐在母亲身边，絮絮叨叨问着家里事：“三楼的墙还漏雨吗？租客有没有拖欠房租？您上次说的腰疼，去医院看了吗？”车窗外的树影掠过他年轻的脸，我忽然想起村委会干部的话：“这孩子聪明，就是走了岔路。”聪明的人一旦回头，是不是能跑得更快？这个念头像颗种子，悄悄落进心里。
“他从三楼摔下来了！”电话里小峰母亲的声音劈了叉，带着哭腔。赶到他家时，救护车刚鸣笛离去，阳台上那个没装栏杆的缺口像道狰狞的伤疤，楼下廊棚还留着被砸弯的铁皮，几片碎玻璃散落在地。“都怪我省钱……”她瘫坐在台阶上，一只高跟鞋的鞋跟断了，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他说想晒晒太阳，刚站起来就晕过去了，要不是这廊棚挡着，从三楼摔下来……”
医院病房里，小峰躺在床上，右腿打着厚厚的石膏，从大腿裹到脚踝。看见我拎着水果篮进来，他扯了扯嘴角想坐起，却被石膏拽得疼得“嘶”了一声。“让您见笑了。”他声音沙哑，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我没说出安慰的话，只想起接他出所那天，他说要好好生活时认真的模样——命运好像总爱开玩笑，刚要扬帆的船，偏遇上礁石。
社工和禁毒办的同事来看他时，他正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瓶发呆，药水一滴一滴落下，在他眼里映出细碎的光。“原来政府和社工都还惦记着我。”他忽然轻声说，像怕惊扰了什么。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时候伤害带来的未必全是绝望，那个没装栏杆的阳台缺口，反倒成了让他看清“家”的契机。
三年后的青浦城区，小峰开的汽修店门口停满了车，红色招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他穿着沾满油污的蓝色工作服，袖子卷到肘部，露出结实的小臂，正抱着刚会走路的儿子转圈，孩子咯咯的笑声像银铃般清脆。“社工您看，这小子跟我小时候一样，不爱哭，摔了跤自己爬起来。”他把儿子递给身旁的妻子，妻子笑着拍掉孩子身上的灰尘，眼里的温柔快要漫出来。
临走时，小峰塞给我一瓶冰镇可乐，瓶身凝着水珠。“那天从楼上摔下来，我躺在廊棚下想，要是就这么死了，最对不起的是我妈。”他望着远处的车流，手里转着扳手，“也是从那天起我才懂，戒毒不光是戒那东西，是得把人生里那些没装好的‘栏杆’，自己一点点补上。”
阳光穿过汽修店的玻璃门，在他身上投下温暖的光斑，将油污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那个在戒毒所门口眼里有光的青年——原来青春的可贵，从不是从不摔跤，而是摔落之后，能带着伤疤重新站起，把生命里的缺口，慢慢补成独有的风景。
青浦工作站金泽社工点 张丽君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