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阿明的那天，秋阳透过社区活动室的玻璃窗，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而他就缩在角落的阴影里，像一块被遗弃的旧布。阿明始终低着头，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卷到小臂，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在皮肤表面格外扎眼——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早年开汽修店时留下的工伤，也是他曾经靠手艺谋生的印记。他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褪色牛仔裤的口袋，布料早已起了毛边，动作里满是局促与不安，活像一只受惊后竖起尖刺的刺猬，随时准备隔绝外界的一切靠近。
“我……就来签个字，没别的事了吧？”阿明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目光死死黏在地面的瓷砖缝里，仿佛那里藏着什么重要的秘密，自始至终不肯与我对视。空气里弥漫着短暂的沉默，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勉强打破了这份尴尬。
那是2018年初秋，我刚担任禁毒社工满一年，阿明是我接手的第十三位强制隔离戒毒出所人员。翻开档案，32岁的他因吸食海洛因数次被强隔戒毒。吸毒前，他经营着一家小汽修店，日子也算有滋有味；可如今解除强隔回归社会，妻子早已带着五岁女儿搬去娘家，远居的父母也对他彻底失望，空荡荡的老房子里，只剩他孤身一人。
“签完字别急着走，我刚买了热乎豆浆，你尝尝？”我把冒着热气的豆浆推到他面前，刻意放缓了语气。阿明愣了愣，指尖轻轻碰了碰杯壁，犹豫几秒后才端起，小口啜饮着，始终没说话。那个下午，我们就着一杯豆浆闲聊了半个钟头——大多时候是我讲社区里的新鲜事，他偶尔应一声“嗯”，直到临走前，才低声挤出一句：“谢谢。”
往后的日子，我每周都会去阿明家走访。起初，他总隔着防盗门说话，门链拴得紧紧的，只留一道窄缝；屋里飘出淡淡的霉味，想来他许久没好好收拾过家了。“阿明，下周社区有免费家电维修培训班，学会还能考证，你以前开汽修店手巧，肯定一学就会”“我在社区食堂给你打了荤素搭配的午饭，你过来取一下吧”“你女儿生日快到了吧？附近手工坊能做小木船，要不要给孩子做一个当惊喜？”
我的话像投入湖面的石子，起初只泛起微澜，直到聊起女儿时，阿明的肩膀突然抖了一下。他抬起头，眼眶泛红：“她……现在还肯叫我爸爸吗？”我心里一软，从包里掏出手机，调出之前和他妻子通话时录下的语音——电话里，小女孩奶声奶气地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呀？我想爸爸了。”
阿明攥着手机，指节泛白，眼泪砸在屏幕上，晕开一片水渍。那天，他第一次主动拉开防盗门，让我进了屋。屋里果然乱得不像话：沙发上堆着脏衣服，茶几上散落着吃剩的泡面盒，阳台上的绿植早已枯萎，唯有窗台上的相框格外醒目——那是他和妻女的合照，照片里的他眉眼弯弯，满是笑意。“我以前……不是这样的。”阿明蹲在地上收拾泡面盒，声音低沉。他说，从前汽修店生意不错，后来跟着“朋友”沾了毒品，生意一落千丈，连房租都交不起；妻子哭着求他戒毒，他却一次次让她失望。
从那以后，阿明像变了个人——妻子和女儿成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柱。他报名参加家电维修培训班，每天早早到教室，笔记记得工工整整，遇到不懂的问题，追着老师问个不停。我每次走访，都能看见新变化：脏衣服被洗净晾在阳台，茶几上摆着新鲜水果，窗台相框旁，多了一盆刚冒芽的绿萝。有一回，阿明攥着刚考下的家电维修证，兴冲冲跑到社工点：“小汤社工，你看！我考上了！”他眼睛亮晶晶的，像个考了满分的孩子。
可生活从不会一帆风顺。去年冬天，阿明的母亲突发重病住院，急需手术费。那天深夜，我接到他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小汤社工，我妈还在手术室……我没钱交手术费，以前的‘朋友’说，只要我帮他带点东西，就给我一万块……我……”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往医院赶。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陪他坐了一夜。我帮他联系社区居委会申请临时救助金，发动社工点同事和禁毒办在社区开展捐款活动，还帮他在网上发起众筹。“阿明，钱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你千万不能走回头路，不然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你女儿还在等你接她回家呢。”
第二天一早，当我把凑到的两万多块钱交到阿明手里时，这个一米八的汉子红着眼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小汤社工，谢谢你……谢谢你没放弃我。”我赶紧把他扶起来：“这是政府对你的期望，也是你自己努力换来的。你没碰毒品、好好生活，这才是最珍贵的。”
如今的阿明，在社区附近开了家小小的家电维修铺。铺子里摆着妻女的照片，墙上挂着“诚信经营”的牌匾；每天收工后，他都会去妻子娘家接女儿，周末带着一家人去公园玩，笑声常常飘出很远。上个月，阿明还主动报名成为社区禁毒志愿者，每当有新的服务对象来社工点，他都会主动分享自己的经历：“别害怕犯错，只要肯回头，总有人在前面等着你。”
我常常想起初见阿明的模样——那个缩在角落、眼神躲闪的男人，如今眼里有了光。我知道，禁毒帮教的路很长，每一步都走得不易，但每当看到服务对象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就像春风化雨，只要耐心浇灌，枯萎的种子终会重新发芽，开出最美的花。
青浦工作站华新社工点
汤少超 供稿
2025年9月10日
